《论语》中的以“文”化人

《论语》中的以“文”化人

《论语》中的以“文”化人

《论语》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，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艰深晦涩。相反，它能让人常读常新，随时翻开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微妙之处，究其原因，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。文学性与情绪情感、表达手法、场景氛围、气韵节奏紧密相关，因为这种文学性，杨绛先生曾经在《我是怎样读〈论语〉的？》一文中说——“四书”中我最喜欢《论语》，因为最有趣。读《论语》，读的是一句一句话，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。

孔门四科着眼于“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”，虽文学方面见长的是子游和子夏，但编辑《论语》的孔门弟子及后人们，仍是体现了极高的文学修养和品位。

总体而言，儒家以人伦教化为己任，圣贤是全民之师，绝不把自己与众生隔绝。但从文辞的表达特征来讲，同为儒家经典，《论语》与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相比，传递出的是更加平实温暖的生活气息。如开篇《学而》中，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学习、交友、日常交往，讲的都是来自百姓日用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体验，是起居行事、待人接物，同时又是安身立命、政通人和，读来亲和惬意，循循善诱，明白通畅，从容不迫，令人顿生如沐春风之感。正所谓“圣人语人不语神，语常不语怪。”

虽说如此，《论语》在遣词用句上却从不粗陋，通篇可见精巧的句子结构，精辟而富有哲理的对句、排句。如《雍也》篇中的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”，《述而》篇的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，《泰伯》篇的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这也与孔子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诗教观高度统一，极具韵律和美感。

文学的核心是人。作为言行录，《论语》中对于孔子在不同情境中的神态和表情的描写虽然简约，却十分生动可感。

《阳货》篇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子游的一段对话——子之武城，闻弦歌之声。夫子莞尔而笑，曰: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子游对曰:“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‘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’”子曰:“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戏之耳。”

孔门弟子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，实施庠序教化，学习礼乐的人很多，小城中弦歌不辍。孔子到了武城，听到弹琴和歌唱的声音，有感于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，联想到许多大国的民众都没有这般对礼乐的喜好，而在武城这个小地方却有如此成功的化民成俗，其实是有些喜出望外的，因此“莞尔一笑”，用了一种玩笑的口吻，说“割鸡焉用牛刀”。这表现了夫子少见的诙谐轻松、和蔼有趣的一面。子游回答:“以前我听老师说过，‘君子学习了道，知了礼乐就会爱人；老百姓学习了道，知了礼乐就容易引导和管理。’”听到这段话，孔子马上正色道:“学生们，言偃的话是对的。我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同他开玩笑罢了。”这一段文字很有戏剧性，孔子从轻松诙谐到深沉肃穆，前后的转变，氛围感很强，反映出孔子的真实亲切，也体现了他对于“治国安邦”之事的在意和敬畏。

另外，《宪问》篇中对于孔子和老相识原壤的相见场景的描写也十分生动有趣，从夫子对原壤的高度概括及一个微小动作体现了孔子的率真之气。原文为:“原壤夷俟。子曰: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是为贼，以杖叩其胫。”孔子的老相识原壤为人放浪形骸，不守礼法，孔子去拜访他，原本他应该出门迎接，他却坐在那里，伸长了腿等着孔子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因为是老熟人，孔子就直言批评了他，说他小时候不尊敬兄长，长大了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，老了又不死成为祸害。正所谓“听其言也厉”，孔子的嫌弃之情可以说溢于言表了。而且，除了这种言辞上的硬刚，孔子还用手杖轻敲了原壤的小腿。这个动作反映出他对于老熟人的“恨铁不成钢”，更传递出对于“礼”的坚定维护。两个人的形象同时跃然纸上了。

孔子广收弟子，周游列国，希望在整个社会道德危机、生灵涂炭之时，重新倡导和建立社会秩序，回到“内圣外王”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德治礼治时代，以王道代替霸道，缔造礼义之邦。他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选择，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合时宜而且是愚蠢至极的。

《微子》篇中，孔子师徒与隐士长沮、桀溺的相遇，从文学表达的层面而言，情节曲折，情感流露自然真切，让人读来似微型小说一般: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……曰: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，岂若从辟世之士哉？”耰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怃然曰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这段的内容描述孔子师徒在周游列国的途中，偶遇隐者长沮、桀溺在耕田，孔子让子路去询问渡口在哪里。长沮问子路“驾车的那个人是谁？”子路说是孔丘。长沮又问是不是“鲁国的孔丘”，子路说是。长沮说:“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。”子路又问桀溺。桀溺说:“你是谁？”子路说是仲由。桀溺再次确认了子路是孔子的学生，而后说:“社会纷乱，像洪水一样坏人坏事到处弥漫，全天下都是这样，谁能改变得了呢？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，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隐居的人呢。”说完，就继续翻土劳作。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了孔子。孔子失望地叹息说:“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，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在一起呢？天下如果太平，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来费力改变现实了。”

这段对话的核心是“问路”，子路问的是渡口怎么走，隐者跟他讲的是人生之路如何选择的问题。面对隐者长沮和桀溺鄙夷不屑的嘲讽言辞，孔子的落寞和难过溢于言表，此处“怃然”一词非常之准确传神，然而孔子对于自己的选择非常明确和坚定，因此说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。他提醒子路，既然生之为人，便要有理性和责任，不能如鸟兽一般进入纯自然的环境，就要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。末句“丘不与易也”，指天下若有道，人间和谐美好，自己就不会和弟子们一起去改变社会了。这一段的描写，充分体现了孔子“仁以为己任”的价值追求和不问结果、为天下苍生奔走的勇气担当，但并非直接对孔子歌功颂德，而是通过几个人物的言语、举止、神情，生动展示了他们“出世”和“入世”的迥异人生追求，也让读者体会到夫子选择的这条路其实比做隐士要艰难得多，烘托出了他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伟大使命感。

《论语》的文学性，还体现在大量比喻手法的运用，其中有明喻、暗喻、借喻、反喻、引喻、对喻等。这些修辞的运用，对于论理和记叙为主的《论语》文本增色不少，大大提高了表达的形象性、趣味性，也引发了读者的想象空间。

如《子罕》篇中出现了两句以自然景物作比的句子，一句为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另一句为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。这两句都称得上是千古名句，所蕴涵的精神内涵都十分丰富深刻，前者是对于时间和生命流逝的哲思咏叹，后者则是对于外境磨砺下的人的风骨彰显和对生命韧性、君子人格的歌颂。正如钟嵘所说，“因物喻志，比也”。儒家的修身目标和原则，本质上紧紧关联如何在生命里创造一种永恒的意义和价值，超越作为人的一种有限性，达成一种卓然和不朽。不管是对于时间流逝的紧迫感，还是对于乱世危局的摧折和考验，孔子的感慨和譬喻都具有极深的意味。

《论语》中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有趣比喻，是《述而》中的“浮云”意象。“子曰: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者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君子务本，喻于义而非喻于利，夫子的根本追求在于“道”，因此孔颜之乐完全是精神世界的坦荡和快慰，对于物质的需要极其简单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借由不义手段所获的财富地位，对夫子来说就像是浮云一样。之所以用“浮云”作比，是因为浮云虚无飘缈的特性，它看起来很美很高，但却聚散不定，是靠不住的东西。富与贵对世人充满了吸引力，是因为世人大都目光短浅，被欲望羁绊而不得自主。而以孔子的大智慧，自然心明眼亮，不受虚荣的惑乱，能够超然物外。

此外，《为政》篇中关于诚信也有精彩的比喻。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此章把“信”喻为大车和小车(马车)连接横木的輗和軏，别有深意，一方面强调这种连接工具的重要价值，没有它们，人就没有办法利用牛马的力量拉动车子前行，表现了人没有诚信就无法得到他人的信任和相助，寸步难行。另一方面，輗和軏在车子的部件中都属于非常容易磨损的部分，而一个人诚信的口碑亦是日积月累方能建立起来，但是一朝不慎便会毁于一旦，重新建立难于上青天。

总体而言，《论语》的文学性特征，是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，对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，也对后世文人墨客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每一位认真阅读《论语》的读者，在掩卷之时，脑海中总会呈现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，也常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感。这些情形，恰恰是因为《论语》真正体现了以“文”化人的力量。